中國
古代小說有兩個系統,即文言小說系統和白話小說系統。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是文言小說。這時的小說可以統稱之為筆記體小說,採用文言,篇幅短小,記敘社會上流傳的奇異故事,人物的逸聞軼事或其隻言片語。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人物性格的描寫等方面都已初具規模。作品的數量也已相當可觀。但就作者的主觀意圖而言,還只是當成真實的事情來寫,而缺少藝術的虛構。它們還不是中國小說的成熟形態。中國文言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唐傳奇,白話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宋元話本。
從魏晉開始,歷經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一段。綜觀這段文學,是以五七言古近體詩的興盛為標誌的。五古在魏晉南北朝進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體在唐代前期臻於鼎盛。魏晉南北朝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正是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其他的變化和發展。這期間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文學集團。集團內部的趨同性,使文學在這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一種群體性的風格,另一段時間又呈現為另一種風格,從而使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相當明顯。
文學集團內出現了一些傑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淵明卻不屬於任何集團,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於眾人之上。魏晉南北朝文學對兩漢文學的繼承與演化,在五言古詩和辭賦方面痕跡最明顯。文人在學習漢樂府的過程中將五言古詩推向高峰;抒情小賦的發展及其所採取的駢儷形式,使漢賦在新的條件下得到發展。文學自覺的標誌從人物品評到文學品評從文體辨析到總集的編輯文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新的文學思潮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對於文學創作異常地繁榮,(魏)曹《典論·論文》、(西晉)陸機《文賦》、(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梁)蕭統《文選》、(陳)徐陵《玉台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作的規律,以及文學的價值。在漢代,儒家詩都占統治地位,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係,詩歌被視為「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至於詩歌本身的特點和規律並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魏晉以後,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這時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如風骨、風韻、形象,以及言意關係、形神關係等,並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思想。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互相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誌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種新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展開的,同時它也為這種文藝思潮提供了賴以產生的實踐依據。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服務於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情感。賦,從漢代的大賦演化為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轉變。五言古詩在漢末蓬勃興起,文人的個人抒情之作《古詩十九首》被後人奉為圭臬。此後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也都是個人行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詩,抒寫政治生活中的憤懣不平,也並不帶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於梁陳宮體詩,雖然出自宮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宮廷娛樂之用而已。詩人們努力的方向在於詩歌的形式美,即聲律、對偶、用事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古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並為近體詩的出現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唐詩就是在此基礎上達到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