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觀點
盧基阿努斯從歷史學的任務或目的、本質、價值、認識方法，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史料收集與處理，歷史著作的表現形式，判斷歷史著作優劣的一般標準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學本體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揭示了史學與文學藝術（如頌辭、詩歌、戲劇等表現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實性本質特徵，認為歷史學雖然外加有欣賞的成分，也需要借助適當的文學藝術的表述技巧，需要「華而實」的「風格之美」、「真實美」和「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現形式，但是，這些都不是構成歷史學的本質的東西；歷史學按其特性、本質和目的來講，是一門實用之學，而非一門有如詩歌那樣的欣賞之學。
盧基阿努斯《論撰史》所表述的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要點如次，文中「歷史」是「史有二義」中的「歷史學」之義：
「歷史家的首要任務是如實敘述」。
「歷史必須努力盡它的本分，那就是寫出真實。」
「歷史只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真實。歷史中可欣賞的成分無疑是外加的東西，不是歷史的本質。」
「如果在通向真實的道路上存在無法克服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家應始終注意的不是現在的聽眾，而是今後將讀到他的史著的人。」
「歷史則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歷史有如氣管，據醫生說，氣管不能容忍一點點食物進去的。」
「歷史如果是誇誇其談，就連欣賞的價值也沒有了。」
「歷史家的氣質不能不有一點詩人的風度，歷史正如詩歌一樣，是需要運用一些高昂脫俗的調子的。」
「歷史是可以歌頌的，但是歌頌要安於本分，要用得恰當，不要使讀者討厭。」
「歷史家在歌頌的時候務必著眼於後世的讀者。」
「如果歷史家認為加上一些修飾是絕對必要的話，他應該只求風格本身之美；只有這種美是華而實，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這種真實美，卻捨本求末，魚目混珠，販賣無中生有的浮詞。」
「歷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藝術在於給複雜錯綜的現實事件賦以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後以盡可能流暢的筆調把這些事件記載下來。如果聽眾或讀者覺得有如親歷其境，目擊其事，而且稱讚作者的技巧，那麼歷史家的雕像就算達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勞動就不是白花了。」「我們既然認為歷史精神的目的在於坦率誠實，從而歷史風格也應該相應地力求平易流暢，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奧奇僻的詞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隱語。我們希望俗人能瞭解，文士能欣賞。詞藻應該雅而不濫，毫無雕琢的痕跡，才不使人有濃羹烈酒之感。」
「你不要給讀者這樣的印象，以為你舞文弄墨，誇誇其談，而不顧歷史的發展。」
「歷史家務使自己的頭腦有如一面明鏡，清光如洗，纖塵不染，照見人臉，絲毫不爽；這樣，他才能如實反映出生活的現實，既不會歪曲真相，又不會使之失色。」
歷史家「搜集材料不應粗心大意，而必須慘淡經營，反覆調查；如果有可能，歷史家應該親臨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話，他也應該採用不偏不頗的報告，選擇那些不會因偏見而誇大或貶抑的口證。」
「我的模範的歷史家是這樣的人：他無所畏懼，清廉正直，獨立自主，坦白誠實，是非分明，不為一己的愛憎所左右，不因憐惜或敬佩而筆下留情；他是大公無私的判官，對誰都不懷恨，但是對誰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無帝皇將相，絕不考慮他們的喜怒，而如實記載他們的事跡。」「他可能懷有個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視國家的利益，視真理重於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愛的人物，可是，他不會饒恕他們的過失。」
歷史家「必須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人，無所畏懼，不仰賴他人，否則他就會優柔寡斷，易受不正當的影響」；「必須只對真理馨香頂禮，絕不膜拜其他神靈；一切神靈都不在他眼內，他的唯一原則與堅定信仰是：絕不考慮今日的聽眾，而只想到未來的讀者。」
「我的理想歷史家必須具備兩種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現才能。前者是天賦的才能，不可學得；後者是後天的修養，只要熟讀典籍勤學苦練，便可以學到。」
「歌頌者的唯一任務是頌揚與取悅他的對象，只要能夠達到目的，即使言過其實，也在所不計」。「詩享有無限的自由權，詩只遵守一條法律——詩人的想像。」
因此，在盧基阿努斯看來，「不能區別詩與史，確實是史學之大患」。盧基阿努斯關於「詩與史」、「實用的歷史」與「欣賞的歷史」之間異同關係的辨析，開啟了後世歷史學家關於歷史學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的論爭之門。近代西方無論是客觀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如實直書」的實證科學，「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還是相對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藝術，「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等等表述形式不盡相同的史學本體認識，就其關於治史原則、史學本質的認識，以及討論的題域、思考的路徑而言，其實均未超出盧基阿努斯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和劃定的疆界。
中國觀點
在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界，史學理論工作者們接過了盧基阿努斯的問題。堅持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歷史學家，一方面沿著盧基阿努斯開闢的認識路徑，從歷史學與文學的區別中把真實性確定為歷史學的本質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著馬克思和恩格斯開闢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認識路徑，從歷史本體論和史學本體論的高度，深刻闡述了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從而為歷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些持相對主義甚至折衷主義史學觀的歷史學家，同樣延續了盧基阿努斯的認識路徑，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經被盧氏排除在外的「無疑是外加的東西」又偷運到歷史學本質特性的內容之中，使之成為內涵於歷史學本質的東西，然後以此為據，重彈了實質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調。何兆武先生的歷史學是一門「既是科學又非科學的超科學」人文學科之說，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說的當代中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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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研究中的假問題」命題，認為「要使歷史科學現代化」，「歷史學界應該對過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問題進行重新批判並做出一番澄清」。此論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第一個被他當做「假問題」來澄清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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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這種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歷史學本體論和歷史本體論的範疇領域，把「歷史學是科學嗎？」作為一個准「假問題」——何先生沒有直接認定它是一個「假問題」，而只是認為它是「唯科學觀點」的一種表現，故用准「假問題」來稱之——來清理。從他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歷史學兩重性片論》、《歷史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學術文化隨筆」集中的《〈歷史與歷史學〉自序》，等等，不難發現他的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是「超科學」之說：「人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認識則構成為歷史學。」
「……人們對歷史的體驗（歷史學）……」
「歷史學本身就包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是對史實或史料的知識或認定，第二個層次（歷史學Ⅱ）是對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的理解或詮釋。」
「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可以為有一個『實』，即一個大家一致（或可以達成一致）的看法……歷史學Ⅱ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構造過程……」
「歷史學Ⅱ也包含有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二者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於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於藝術，從而有別於科學的東西……因此，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於藝術的敏感性。」
「歷史學之成為歷史學，其關鍵乃在於歷史學Ⅱ，而不在於歷史學Ⅰ。歷史學Ⅰ是科學，歷史學Ⅱ是哲學。」
「科學地對待歷史學，就必須承認歷史學中的非科學成分。」否則，「歷史學就連所謂『科學的』歷史學都談不上，更遑論『人文的』（它是科學與非科學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學的，但不是反科學的）歷史學了」。
「歷史學不能單純考慮物質方面，也不能單純考慮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綜合為一個整體；思想史則是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思想史的對象則是一切人文動機（人們的思想、理論、見解、願望等等）如何參與並形成了歷史的整體」；「思想史所論述的是人們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廣泛意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貫穿著人的全部物質的和精神的活動的是人的思想的整體，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史」；「人類的思想文化不妨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積累的，一類是非積累的……歷史中……屬於人文範圍的成分，大抵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涉及知識性的和技術性的，一類是涉及非知識性和非技術性的。前一類是可以積累的，後一類則否」；「思想和現實構成為一個整體，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及其內涵。」「歷史學並不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你無法進行可控的實驗來證實它或者證偽它……就物質層次的歷史而言，事物的發展有其必然的規律；但就人文層次的歷史而言，則其發展並沒有物質事物發展那種意義上的必然規律……現代化的歷史學正在要求人們放棄前一個時期近代化史學思想所要求於人們的對所謂歷史規律也像對自然科學規律那樣的無限崇拜和無限信仰」。
何兆武先生「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所獲得的關於「歷史學兩重性片論」，要點即如上述。他的「歷史學Ⅰ」、「歷史學Ⅱ」兩分法提出後，青年史學理論工作者從中獲得了靈感，進而又區分出了所謂的「歷史學Ⅲ」。可見，兩分法對於歷史學的「精細化」是做出了貢獻的：它開出了一條史學本體論研究中的結構主義或者說層次化研究之路。至於歷史學概念本身是否能夠做出如此精細化的涇渭分明的層次區分，則尚無人去深究。
綜觀何先生的有關論述，不妨概括為：歷史學是以思想史為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由人們對歷史的研究、認識和體驗所構成，一門兼具科學、哲學、藝術而又非科學、非哲學、非藝術，不是實證的人文學科。
這種史學解說，實際上是新盧基阿努斯之辨，不同於盧氏的是，何先生把盧氏的「實用的歷史」和「欣賞的歷史」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歷史學改性成了一個兩性人。或者說，通過變性手術，歷史學從20世紀末的科學時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樸的不定性的童真時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關論述，歷史學的這種既是又非的兩重性，根源於歷史的兩重性。所謂「歷史具有其兩重性的論點，即作為自然人，人的歷史是服從自然和必然的規律的，但作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歷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取向的」。
這樣，通常所理解的歷史定義的一般內涵——人類社會的客觀進程，——就被大大化約為人的歷史，不僅「類」沒有了，而且「社會」的內涵也被抽掉了。無論是所謂歷史的兩重性，還是所謂歷史學的兩重性，其實都根源於個體屬性意義上的「人」的兩重性。在解說歷史學是什麼時，何先生又過於強調已經被他完全個體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討歷史學的特性時，則把人文學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於歷史學的特性。「原來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科學」說
1902
年，英國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劍橋歷史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柏裡（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譯柏雷、布瑞）繼阿克頓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在就職演說《歷史科學》中，以如下一句話語作為結束：「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這是歷史學家們探討歷史學是什麼的問題時引證得較多的一句名言。在當代中國歷史學界，「科學」大致有三種代表性意見：一般「科學」說；「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整合學」說。
一般「科學」說是最普遍的對史學的定義的確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辭海》「史學」條：「亦稱『歷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又如，吳著《史學概論》一書「前言」中確定的史學的定義：「史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
李振宏先生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中辟專章，從「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以及歷史科學的研究對像等方面，探討科學的歷史學是什麼及其與一般歷史學的根本區別問題。根據他的論述，歷史學可區分為兩種：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產生之前的一般歷史學，它還不成其為科學，充其量不過是描述和研究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及其過程的一種專門的知識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它是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的歷史學，一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和真實性等顯著且重要特徵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
與以往大多數歷史學家不同的是，李振宏從研究的對象、任務和特性三個方面，正確地區分了歷史科學與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一般社會科學、文學等學科之間的不同，從而為歷史科學確定了客觀實在的特殊研究對象，規定出了其所應承擔的特殊任務。大多數歷史學家給出的關於史學或歷史科學的定義，總是混淆歷史科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
例如，後於李著出版的、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新時期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史學理論大辭典》「歷史科學」條目。該辭條吸收了李著「歷史學是科學的依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兩章中的有關歷史科學概念的內涵。但是，與此同時，它依然把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對像——「人類社會發展史」，——完全等同於、且當做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唯一的研究對象。李著中的歷史科學的研究對像和任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在表述方式上略事變動後，被當做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本應屬於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任務，——「揭示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經過各種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指明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學的理論和歷史根據」，等等，——也被統統歸入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中。
史學形成概況：歷史學最早產生於春秋戰國，孔子就已經開始歷史學教育，創作《春秋》著作。到漢朝司馬遷父子建立更加完善的歷史學體系和創作形式，歷史學已經開始成為官方研究重點。東漢的班固就是在專門保存書籍的蘭台（御史台）修史，開始官方對史學的控制，禁止私人修史。隨著封建民主制度發展，到晉朝不僅設立官方專業的著作省，也有了專門負責著作、修史的高級官員，同時允許民間修史。官史和私史並存，體現官方立場和人民立場的史學觀也逐漸形成。後世通常把官方和民間都認可的相對客觀、準確的歷史著作作為正史，代表官方史學。
正因「史學」從「史」的硬殼中脫胎而來，所以，儘管在當代歷史學家看來，「歷史」與「史學」是兩個內涵和本質均不相同的概念，對於它們各自是什麼的回答分屬於不同的本體論範疇，但是當人們定義它們時，它們就像是一個雙面怪——兩者交互使用、互相糾結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訓、並行分訓和同時合訓而「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史」因一字多意同時合用亦總有二義，這種情況在近代依然頑固地維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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