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

          這是諸子百家爭鳴時期，是我國古代學術史上最為活躍的時期。我國最早出現「地理」一詞見於《周易·系辭》中，有「仰天以觀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

        《山經》是《山海經》一書中寫作時間最早和地理價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經》是由《山經》、《海經》和《大荒經》組成，《海經》和《大荒經》是後人增補的。《山經》可能在戰國前後，《山海經》可能是漢朝形成的，全書2.1 萬多字，承襲了自古以來所積累的地理知識。它記述了400多座山，先按南、西、北、東、中五區，每區分若干山系，每個山系又連接許多山嶽。記述以山嶽為綱，綜合記述了水、動植物、礦產、特產、神話傳說等，其中還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關係。其記述的範圍遠及黃河和長江流域以外的廣大地區。雖然《山經》中不免有失實和錯誤之處，但對那麼久遠的歷史時代來說，堪稱是一部有價值的地理著述。

《禹貢》成書於戰國前後，雖全書只有1189字左右，但它做為一部地理著作來看，其學術價值在《山經》之上。全書由「九州」、「導山」、「導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時劃分的疆界，將全國分為冀、青、徐、揚、荊、豫、梁、雍、兗等九州，實際上是以河流、山脈、海洋等自然分界劃的，帶有自然區劃的萌芽。九州至今還是中國的代稱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現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導山」部分記述山嶽，「導水」部分專寫河流，「水功」記述大禹治水的功績，「五服」部分以都城為中心由近及遠分為甸、候、綏、要、荒等五服，從整體區域角度記述政治和社會生活。

        除上述兩部專門的地理著述外，在《尚書》、《周易》、《詩經》、《周禮》、《左傳》、《管子》、《孫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還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內容，如《管子》中「地圖篇」、「地員篇」、「度地篇」等關於地圖，關於土壤、生物、水文諸地理因素的關係，論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說，稱得上是對土壤、生物空間地理規律的最早認識。

秦漢——明清時期

        秦漢以後我國較長時間形成了繁榮統一的大國，為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地理知識豐富、地理典籍、書籍數量和地理實踐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領先的地位。雖然我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響，但主體的還是「君權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會，比起15 世紀以前歐洲的「神治的社會」思想，學術環境要寬鬆得多，地理科學同其他領域一樣在世界舞台上還是佼佼者。但是也應看到與諸子百家時代比起來學術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縛。

        公元前138 年以後，張騫奉漢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從隴西（今甘肅臨洮）經河西走廊、大宛（今費爾干納盆地）、康居（今錫爾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興都庫什山以北）取道崑崙山北麓回長安，中間兩次被匈奴捉獲，歷盡千難萬險，耗時13 年之久。這次出使獲得了豐富的地理知識。除親身經歷外，還間接瞭解到烏孫（伊犁河、巴爾喀什湖一帶）、奄蔡（鹹海、裡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條支（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等地的情況。

        公元前119 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到烏孫後，分遣副使數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闐（今和田）、扦罕（即扦彌，今於田克裡雅城）等地，公元前115 年回長安。張騫之行豐富了中國人民和當時西域各國人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中國人民的地理視野，直至羅馬的東徼、印度的北部。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從此以後雙方使者商人往來不絕，所以張騫西域之行的意義不局限於其本身，而且對地理學的發展、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6年）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地理學家。他足跡遍及當時中國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東起會稽西達川蜀。飽覽了祖國的河山壯麗景色，體察了各地風土人情，搜集了許多外國地理、區域地理資料。其巨著《史記》堪稱一部歷史和地理的百科全書，其中的《貨值列傳》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完整的經濟地理記述。另有《律書》、《河渠書》等氣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專門記述，以及《大宛列傳》、《秦本記》等外國地理和國內區域地理記述，在人物列傳和其他部分也都廣泛地記述了地理知識。

        公元76年到102年，班超（32—102年）在西域進行了友好活動。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至波斯灣受阻。這是中國旅行家第一次到達波斯灣頭。班超的兒子班勇繼父志出使西域，幾乎一生都在西域渡過，寫成《西域記》一書，至今仍為研究西域歷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漢朝時候我國的地理視野已相當廣闊。幾乎是對整個亞洲瞭如指掌了。如《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從廣東到印尼、緬甸、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東漢時還開闢了從雲南經緬甸去印度的陸上交通「永昌道」。

        晉代高僧法顯（約337—422年），65歲時從長安出發經玉門至印度又南下錫蘭、蘇門答臘繞行南海回國，歷經12年之久。回國後撰寫《佛國記》一書，記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諸國的自然、社會經濟情況。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602—664年）於公元627年西行求法，從瓜州（安西）出玉門關，越莫賀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魯番），沿天山南麓，越過蔥嶺北隅的凌山經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後到素葉（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千泉（麥爾吉）、赭時國（塔什干）、颯秣建（撒馬爾罕），出鐵門關（今傑爾賓特西約13         公里處）過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遊遍五天竺、恆河及印度河流域。歸途越蔥嶺後改為南路，經佉沙（喀什）、瞿薩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長安。用了 18年的時間，經歷了110多個國家，行程5萬餘裡。回國後按其口述編成《大唐西域記》，全面介紹了所經諸邦和國家的面積、都城、氣候、地形、水利、物產、交通以及風俗習慣等，謂「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不但在中國地理學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學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後世以玄奘西行為底線，演義成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西遊記》，譯成幾十國文字，唐僧玄奘的名字，可謂世界上婦儒皆知。

        唐朝為我國歷史上的盛世，國際交往十分頻繁，地理實踐最為豐富，不僅陸路與西部各國有文化經濟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發達。唐朝的遠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堅固，航海技術純熟而聞名於世，往返於國際貿易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國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廣州通海夷圖」詳述了從中國到波斯灣的海上航程，足見當時地理視野之廣闊。對北部的情況，《新唐書·回鶻傳》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所記之海即指貝加爾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晝長夜短的程度，已是遠離貝加爾湖的北極圈附近了。

        宋代時羅盤用於航海，海上交通貿易更為發達。宋朝與日本間航行甚為頻繁，幾乎沒有間斷過一年。同時對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極為發達。周去非和趙汝適搜集當時地理資料分別寫成《嶺外代答》和《諸蕃志》，其範圍涉及到南海、東南亞、南洋群島、南亞、西亞、非洲和西班牙等廣大地域。元代時，成吉思汗的遠征使歐亞大陸廣大幅員中的中西交通更為便利。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後，耶律楚材（1218 年）、長春真人（1221 年）、常德（1259 年）等出征、出使或旅行於西域各地。周達觀（1297 年）從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淵（1341 年）去南洋諸島、印度洋沿岸、東非各國。這些人寫的遊記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獻。早於西方「地理大發現」半個世紀，明代三寶太監鄭和（1371—1434 年）七下西洋，訪問了南洋諸島、印度、阿拉伯、東非等幾十個國家。

        鄭和領導的由200餘艘船組成的船隊其中有大船60餘艘，各長44丈、寬 18丈，可載千人，船員最多時達27000 多人。這是哥倫布、麥哲倫幾十人幾百人的「地理大發現」船隊所無法比擬的。隨行的馬歡、費信和鞏珍記述了這七次航行盛況和見聞。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了 19國，費信的《星槎勝覽》記載了40國（其中親見22國），鞏珍的《西洋番國記》記載了20國的風土人情。這些記載的豐富程度是空前的。最後一次航行制作的《鄭和航海圖》是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的蒙巴薩，圖中收入500多個地名，在當時的世界上稱得上首屈一指了。

遺憾的是由於封建思想的束縛，鄭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於向海外宣揚皇帝的德威，而沒有更多地注重用於發展工商業和海上貿易，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近代中國肯定會早於西方發達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