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的歷史，古代文獻一般追溯到黃帝。儘管關於黃帝的傳說夾雜著後人的理想成分，並有不少神怪內容，不完全可信。要把黃帝作為中國音樂的源頭，也嫌太晚了：現代考古發現已把中國音樂的歷史，從黃帝時代大大向前推進棗其歷史遠比黃帝時代古老！
商代高度發展的音樂，為周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為周族的文化本不及商，其文化技術均取之於商。周滅商以後，在商的中心地區分封了衛國，而沒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遷到商地去。周的音樂，也就是岐周的本土音樂，即是其原有的音樂。大約是出於籠絡人心，緩和氏族矛盾的目的，周人往往自稱「夏人」，後來因為「夏」、「雅」兩個字那時讀音一樣，習慣上便把周人的所謂「夏」寫成了「雅」。所以「雅言」就是周地的語言（音）；「雅詩」（《詩經》中的大、小《雅》）就是周地的詩；「雅樂」，其實也就是周地的音樂（舞蹈）。
周代是最早對「禮」（祭祀、朝饗等儀式）和「樂」（伴隨「禮」進行的樂舞）作出規定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制定禮樂。據說這一重大措施是周初的大政治家周公開始頒行的。禮樂制度影響及於其後幾千年一直到清代結束，每個時代的具體內容並不相同，但理論上都以周為法式卻是一律的。如果說商代人尊事鬼神的話，那麼周代人尊事的則是禮，對於鬼神，卻是雖敬但卻「遠之」的。周代的禮樂制度有兩條基本內容，一是規定等級，二是規定伴隨禮的樂舞基本是雅樂。
春秋時期，開始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春秋時期，宗法制度漸次瓦解，異姓不妨結盟，同姓反會相攻，宗族、血親觀念逐漸被地域性的封國觀念代替，各地區原來只能在社會下層流行的當地音樂隨之而取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詩經》中的《國風》是各諸侯國的本國歌詩，《國風》絕大部分是春秋時期的作品，正是春秋時期各地音樂逐漸復興才出現的現象。到後來，地方音樂甚至可以取代雅樂，用於禮儀了。鄭國音樂（鄭聲）是首開其端的。正因為此，以維護禮樂制度為己任的孔子才會「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並說「鄭聲淫」（鄭聲浸淫雅樂），提出要「放鄭聲」（把鄭聲趕出雅樂領域）。但是孔子並不能改變歷史的進程。孔子去世之後，各地方音樂的影響更加擴大，社會上稱之為「新樂」，其中著名的有鄭、衛、宋、齊等地區的音樂。「新樂」是從「新興起」的意義上起的名字，如果從歷史上說，其實不少「新樂」比號稱「古樂」的西周雅樂更加古老。例如鄭、衛、宋等國，鄭是早商活動地區，衛是商王室所在地，宋是商亡後商後裔的封國，它們的音樂都承襲自商，從淵源講，比岐周音樂古老，而且發展水平也較高。更重要的是，一切「新樂」都沒有象「古樂」那樣，被禮樂制度堵死，而是按音樂自身規律發展。所以「新樂」清新活潑，風格多樣，優美感人，連理論上懂得「古樂」重要的貴族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喜好「新樂」，聽「新樂」不覺疲倦。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爭數百年，周王室由衰微而滅亡，各小諸侯國也被幾個大國吞併。這一時期的「新樂」，引人注目的有趙國，其實更應注意的是楚國。但因為最早寫這一段歷史的是漢代人，而「新樂」又是以與「古樂」對立的「壞音樂」的面目被載入史冊的，漢高祖劉邦卻喜愛楚聲，所以史家就不敢把異軍突起的楚聲納入「新樂」範疇了。楚僻處南方，它接受了周文化，但思想上受禮樂的束縛要比中原各國小，春秋時期楚的伶人就是演奏當地音樂的。楚音樂的風格與中原各國也很不同，這從《楚辭》和《詩經》的不同就不難看出。楚國也是南北各地音樂交會的地方，鄭、吳、蔡、越的歌舞都曾出現在楚國。
西周以來，樂隊體制日趨完善，到戰國初，不但樂器品種繁多，音量、音色都已十分可觀，製作也非常精細，對音準和音質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史稱周代開始對樂器以「八音」進行分類，這應是可信的。所謂「八音」，就是以直接關係到樂器發音的材質作為樂器分類的依據，從而把所有的樂器分為八類。（這樣分類今天看來並不太科學，因為它多半是與製作工匠關係更為密切的分類法，但在當時，卻也與樂隊結體有關，所以是適用的。
樂府在漢武帝時（前140—前87）受到格外重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搜集了「趙、代、秦、楚」廣大地區的民歌，又請著名文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創作詩賦、歌詞，由李延年作曲。李延年是富有音樂傳統的中山地方的人，父母兄弟都是從事音樂工作的伎人。李延年因為善舞的妹妹受漢武帝寵幸而被封為「協律都尉」，這是個不見於常設職位的臨時封贈，但李延年在這個職位上充分發揮了自己的音樂才智。所謂「協律」，指音樂的創作和演出，李延年善作曲，也善改編新曲，人們稱他的音樂是「新聲」、「新聲曲」、「新變聲」。
宋、金、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誌，較隋唐音樂得到更為深入的發展。隨著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遊藝場
「瓦捨」、「勾欄」應運而生。在「瓦捨」、「勾欄」中人們可以聽到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說唱類音樂種類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以及雜劇、院本的表演；可謂爭奇鬥艷、百花齊放。這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著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其中歌唱佔了較重的份量。
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次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另外還有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
由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
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高山流水》見於先秦《列子》一書，《呂氏春秋》亦有此傳說。言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齊桓公的「號鍾」，楚莊王的「繞樑」，司馬相如的「綠綺」，蔡邕的「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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