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民族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例如條頓民族的文化，決不和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一樣；印度人的文化，決不和中國人的文化一樣。這些不同的處所，便是民族文化之特徵，換句話說，即各民族的文化都各有其特徵。但是，為什麼各民族的文化會各自不同呢?我們的答案就是：因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不同，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就不同。可是，生活方式又是依從哪樣的動力而發生轉變呢?我們的答案就是：因為經濟的基礎發生轉變，所以生活方式也隨著轉變。如果經濟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的，則其文化也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如果經濟的基礎是封建的，則其文化也必然是封建的。中國的經濟的基礎，從來就是手工業的農業的經濟，帶著很濃厚的封建的色彩。
　

        故此，中國文化之特徵，就是農業經濟之下的山林文化。只是說中國文化之特徵是山林文化，似乎過於抽像而不切實。最好，我們拿東西文化的特徵之比較，以顯示中國文化的特徵之所在。陳仲甫(即陳獨秀一選編者)說：「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李守常(即李大針一選編者)說：「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陳李二氏對於東西文化的比較，雖不能謂為完全正確，然東西文化相異的概觀，卻可以在此中窺見出來。總括一句話，中國文化是以家族為本位，著重於保守與因襲，而為農業經濟之反映；所以上面說，中國的文化是山林文化。

　

　

        埃及文化起源於尼羅河，印度文化起源於恆河，美索不達米亞文化起源於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斯河，中國文化則起源於黃河。古代文化的起源，與河流有這樣深切的關係，完全是由於地勢與地質使然的。單拿黃河流域來講，其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文化根據地的原因，不外以下數點：
　

第一，黃河兩岸的地帶，都是屬於黃土層，便於耕種。

第二，黃河流域地勢甚高，不像長江流域之為沼澤一樣，所以適於居住。

第三，黃河兩岸都是平原，不像長江兩岸之多崇山峻嶺一樣，所以便於交通。既適於居住便於耕種，則人民易於團集；既便於交通，則彼此多接觸的機會。接觸的機會多，則文化必然相應而生。

        其次，拿上古諸王建都的傳說來看，也足以證明黃河流域為中國文化起源的根據地。如庖犧都陳(河南陳州)，神農亦都陳，後遷曲阜(山東曲阜縣)，黃帝都涿鹿(河北涿鹿縣)，顓頊都帝丘(河北濮陽縣)，帝嚳都毫(河南偃師)，帝堯都平陽(山西臨汾)，帝舜都蒲阪(山西永濟)，大禹都安邑(山西安邑縣)，都無不在黃河流域。不過庖犧、神農既已奠居黃河下游的沃壤，為什麼以後的堯、舜、禹三帝，反居山西寒瘠之地呢?關於這個問題，很為重要，可以引用梁啟超的話，來作答案。他說：「吾確信高等文化之發育，必須在較溫腴而交通便利之地。黃河下游為我文化最初樞核，殆無可疑；堯、舜、禹之移居高原，其唯一理由，恐是洪水氾濫之結果。孟子稱舜為『東夷之人』，其所留史跡之地如歷山，如負夏，學者多考定在今山東。夏代諸侯國之見於史者，如有窮，有仍，斟灌，斟尋等，其地亦在河南、山東間。吾儕因此種暗示，可推想虞、夏之交，我族一切活動，實以此域為中心。中間遭值水禍，去濕就燥，不過一時現象；水土既平之後，旋復其故也。」此看來，黃河流域固為中國文化起源的根據地，而今山東、河南一帶，則更為中國古代文化起源的樞核。

　

　

1.遠古至夏朝建立以前為中國文化的起源階段，這一階段，中國先民在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社會組織形式等方面的建樹，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
　

2.夏、商、西周、春秋時期，以青銅器、鐵器、牛耕的出現，宗法制，分封制的建立以及六經的編定為標誌，是中國文化的形成階段。

3. 戰國、秦、漢時期，社會物質生活內容更加豐富，而政治領域內影響中國數千年之久的皇帝制、郡縣制和各級官僚制度形成；以造紙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以諸子散文、漢賦為代表的文學作品及以《左轉》、《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等為代表的史學著作相繼出現、道教產生，佛教傳入，是中國文化的發展階段。

4.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在民族遷徙、衝突中互相交流和融攝，北方世族南遷，促進了南方文化的發展，接著，南方文化又向北方回流，實現了南北文化的溝通。同時，玄學從儒、釋、道爭論中誕生，各民族文化風習也在戰亂中薪火相傳，可謂中國文化內部衝突與融攝的階段

5.隋唐五代時期，由於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進一步得到改善。唐詩、建築、佛教造像、紡織、科技等標誌性成果接踵而出；遼闊疆域內因地制宜多種形式的行政管理制度及以「胡化」為特徵諸族薈萃的社會風俗習慣，都說明這是中國文化的繁榮階段。

6. 宋遼夏金元時期，南北各地城市崛起，商品經濟空前活躍；以理學為主導的儒學新派別在三教合一的時代潮流中形成；宋詞、元曲等文藝形式適應士人和市民的情趣而出現，《資治通鑒》等史學巨著層出不窮；我國歷史上的「四大發明」，這一時期占三。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巔峰階段。

7.明清前期，商品經濟繼續發展，海上「絲綢之路」衝開封建統治的重重束縛和限制，通向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領域不斷擴大；然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湧入，中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面臨比較劣勢，處於出現轉機的階段。

8. 鴉片戰爭至民國時期，隨著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西方文化湧入中國，在民族、國家危機的用時，中國文化也第一次遇到了嚴峻的考驗和危機。於是，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正視現實，主動向西方國家學習工藝、制度和觀念文化，先後掀起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新文化運動、反映西方文化面貌的機器製造技術，民主共和制度及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醫學等現代科學被引入中國。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心態文化成果也紛紛出現，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中國文化開始走向了近代化階段。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讀書人參加人才選拔考試的制度。它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從隋代開始實行，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1298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
　

        科舉考試是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為選拔人才資源，而設置的一種考試制度，讓讀書人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學而優則仕的一種制度。

        科舉制的殿試部分是由皇帝親自主持、以分科考試形式錄用人才的取士制度。魏晉以來，採用九品中正制，官員大多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權貴子弟無論優劣，都可以做官。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官。為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的方法來選拔官員。他令各州每年貢士 3人，後設不同科目選拔人才。隋煬帝時期正式設置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試成績選拔人才，就是以應策取士。分科取士就是科舉制的前身，中國科舉制度正式誕生。到明朝，科舉考試形成了完備的制度：院試（即童生試）、鄉試、會試和殿試，考試內容基本以"四書五經"為準，以「四書」文句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解釋必須參照朱熹《四書集注》，以此來禁錮人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