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研究價值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規律的理論。經濟發展的規律，就是社會經濟有機體的發展規律；社會經濟有機體的發展規律，就是社會有機體的發展規律；社會有機體的發展規律，就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所以經濟學的研究對像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同一的——客觀規律。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不是科學的經濟學說、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組成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只是前經濟學而不是真正的經濟學。

        經濟學是一個有機整體。經濟學只有以價值機制還是以價格機制為核心之分，沒有宏觀微觀之別。以價值機制為核心，微觀經濟學也是宏觀經濟學；以價格機制為核心，宏觀經濟學也是微觀經濟學。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經濟學只是對經濟過程的近似描述；不管其形式多精密，都不可能做到對經濟現實的精確反映。 

　

　

　

　

        張培剛（1913.7—2011.11），湖北黃安（今紅安）人，中國經濟學家，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1934年畢業於國立武漢大學經濟系，194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國立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及研究員、華中工學院建院籌備委員會委員兼基建辦公室主任、華中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教授等職。

        張培剛先生是中國具有國際影響的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 4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1946-47年度最佳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這一論著被列為哈佛經濟叢書第85卷於 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奠定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農業國工業化)的理論基礎，張先生因此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面對西方發展經濟學正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並未發展起來的現狀，他再次扛起開拓創新的大旗，全面提出創立新發展經濟學的思想，引導發展經濟學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發展經濟學》，將發展經濟學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為了推動中國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傳播，立足中國，面向世界，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不斷探索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如何有效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理論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美三洲廣大地區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紛紛走向獨立，經濟上各自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謀求發展，世界上出現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出現過對發展問題較有研究的經濟學家，發達國家也有一些激進經濟學家試圖以他們所認識的馬克思主義去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但主流派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們在傳統的和當代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體系和框架中研究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還以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去對照比較發展中國家的現狀和前景。

發展經濟學的演變，可分兩個階段：4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為第一階段，60年代中期以後為第二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關於經濟發展問題，曾有三種主流思想：

        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的發展經濟學家有：W.A.劉易斯、R.納克斯、P.N.羅森斯坦－羅丹和W.W.羅斯托等人。資本積累在這一時期受到特別重視的原因：一是馬歇爾計劃以流入資本的方式幫助歐洲經濟重建的成功，這種經驗似乎可移植到發展中國家；二是 R.F.哈羅德和E.D.多馬二人把靜態的凱恩斯投資理論推演成為動態的增長模式。這個模式把儲蓄率和增長率直接聯繫起來，在生產係數固定的

        前提下，把資本視為增長的約束條件，增長率的高低主要取決於投資規模的大小，而其他生產要素只在吸收資本的過程中起著輔助作用。以後，強調資本積累的理論，從兩方面發展：一方面，H.B.切納裡等逐漸認識到，阻礙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不只是投資規模的大小，還有必須用來購買進口的原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外匯儲備的多少。他們提出了兩缺口模式，即國內儲備的不足需用國外資本的流入來填補。另一方面，T.W.舒爾茨等人從智力開發作用的分析，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並非只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必須受到足夠的重視。

　

        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的發展經濟學家有:J.丁伯根、劉易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切納裡等人。這種看法產生的主要依據是：１單純的市場作用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結構變化；２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成就給與了人們深刻的印象；３先進的計算程序和高速的電子計算機的出現使比較複雜的模式的建立和計算成為可能市場之所以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貧困的惡性循環」，存在著「低水平均衡陷阱」。要從這種循環或陷阱中解脫出來，必須有「關鍵性的最低限度努力」或「大推進」。納克斯從外部經濟效果出發，主張「平衡增長」，A.O.赫希曼從「聯繫效應」出發，主張「不平衡增長」。劉易斯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雙元結構模式，分析落後的農業部門與先進的工業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和農業部門存在著無限剩餘勞動供給的問題。以後，G.拉尼斯和費景漢在劉易斯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較複雜的數學模式。雙元結構的分析是以市場的不完整性為著眼點的，從而為計劃化理論提供了一種根據。

        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劉易斯等人也非常強調工業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R.普雷維希和拉美經濟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工業化，但他們側重的理由是，如果發展中國家不改變只生產初級產品的地位，則由於初級產品的收入彈性比製造品的收入彈性低,加上發達國家對國際市場控制力量強大，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必然日趨惡化G.哈伯勒和A.K.克爾恩克羅斯等人還依據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靜態的比較利益理論，進而從動態觀點分析了國際知識傳播和資本流動問題，得到了國際貿易有益於發展中國家的結論。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是採取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的戰略。這種戰略的理論根據是傳統的保護幼年工業論、普雷維希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和「中心」剝削「外圍」論，以及由G.繆達爾進一步強調的國際結構具有不平等性質的理論。
　

　

6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經濟學有下述的一些變化。

　

　

        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S.H.海默和J.R.雷斯尼克試圖用新古典學派理論去分析發展中國家農民的市場敏感，研究在各種約束條件下農民的行為模式。M.P.托達羅和J.E.施蒂格利茨建立了各種模式，去解釋發展中國家儘管城市失業率很高而人口依然向城市流動的現象。A.O.克魯格也力圖用新古典學派的方法去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某些城市問題。

　

　

　

        采用經驗分析方法的學者可分兩類：一類是庫茲涅茨、切納裡和I.阿德爾曼等人，他們以跨國家的同期統計資料分析了發展過程的共同特點，阿德爾曼特別注意一些非經濟因素另一類如W.P.法爾康、J.R.貝爾曼、劉遵義和P.A.約托波洛斯等，則以經濟計量方法對早期理論進行「前提檢驗米爾頓·弗裡德曼」，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見。例如，他們證明了農民行為方式是有市場敏感性的，是與新古典學派最大化原則一致的，從而對雙元結構模式的假設是否正確提出了疑問。

　

　

　

        發展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影響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早期的理論和政策建議有畸重畸輕的缺點。因此，他們提出，過於側重工業化的國家，應當重視工農業的平衡發展；過於強調重工業的國家，應注意輕工業的發展；在工業化的發展戰略上，要糾正過去有時過於重視進口替代、有時過於重視出口鼓勵的偏向，作到把出口鼓勵和進口替代更好地結合起來；在生產結構上，不應停留在勞動密集的生產，而要適時發展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生產。

　

　

　

        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P.斯特裡頓等提出，應當以保證基本需要而不以國民收入最大化為增長和發展的目標，即在增長過程中，要注意改進衛生、營養和教育等條件，以直接對人力資源產生積極作用。不應當有過多的、不恰當的結構和技術變革以及資本支出，要注意採用減少消費和改進現有技術的比較簡易的方法去提高生產率。

　

　

　

        由於發展中國家早期快速增長後出現了不少問題，發展經濟學家們開始感到，用統一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去指導各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當的。應當根據各個國家的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作具體的分析，提出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赫希曼把這種統一理論逐漸失去作用的情況，叫做「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停滯」。